——网络时代的札记与借鉴
在学术研究中，方法的选择固不能决定一切，然则亦不可须臾或缺。迈入新世纪，迈入网络时代，信息网络铺天盖地地笼罩全球，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，就其力量、速度或范围之影响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人们享受着新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，“网上治学”俨然成风。本文试图在信息爆炸、理论纷乱、选择过多、诱惑重重的网络世界，发见古人治学之精神，略作整理，期引古鉴今，表彰古人治学的现实启示意义。
1. 孔子治学
孔子一生致力教学，其治学精神终其究竟，始于“好学”二字。孔子深明不学之蔽，谓：“为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为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（《洋货》）故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（《为政》）。孔子说：“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乐之者。”（《庸也》）又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（《学而》）此好学乐学，是为治学善根，甚而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（《泰伯》）。其次，在态度与方法上，孔子主张多见、多闻、多问、多读书，并且老实做学问：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；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（《学而》）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”（《为政》）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”（《公冶长》）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（为政）。孔子治学，亦讲究思考，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（《为政》），由此可见学与思的互补作用。在资讯网络的时代，此“思”更是须为后学引以为鉴， 否则学来只是囫囵吞枣，徒劳无益。
2. 韩愈治学——提要钩玄法
韩愈在《进学解》里提出：“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”所言即是提要钩玄法。这是一种在阅读中抓要点、找本质的读书方法，指学习记载史事的书（资料性的书）必须提出它的要领，学习立论的书（理论性的书）必须探究它的精义。“提要钩玄”是韩愈的治学经验之谈，在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”引导后学治学宜由勤勉而入之余，“提要钩玄”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读书方法，也被后人广泛使用。尤其在通讯逐渐发达的地球村，书本知识愈是浩如烟海，汗牛充栋，一个人即使终身“学而不已”，也不可能涉猎于万一。“提要钩玄”于此便起了科学的简约作用，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读书过程中，抓知识的要领，抓精髓之所在，探索其精神实质。如此，所读之书，甚或网上所浏览的知识点，再多也能若网在纲，更系统也更轻易地掌握。
3. 苏轼治学——八面受敌法
《孙子兵法》有个原则，叫“我专而敌分”。如果八面受敌，则不应八面出击，而要集中优势兵力，“以众击寡”，一次次地分割包围，各个击破敌人。苏轼读书治学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——八面受敌法。这是一种精读和研读的重要方法——每读一遍，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；一遍又一遍地读，达到“事事精核”，全面弄通。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，人在读书时往往感到处处都是有用的知识，犹如八面受敌。但人的精力有限，“不能兼收尽取”，若泛泛而读，则一无所获或收效甚微。所以，愿意学习的人，每次读书的时候，只应抓住一条主线，集中注意一个问题。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，一遍一遍地读，化整为零，逐次弄清事物的各个侧面，自然就容易把握全书的精华，建立更完善的知识结构。当然，以此法入手，所耗时间必也加倍，然诚如华罗庚所云：“积久方显愚公智”，要想补拙，无非勤勉，“一分辛苦一分才”。对比可见，“八面受敌”法与“提要钩玄”法恰好形成互补关系。前者“作一意求之”，从局部入手；后者抓主要矛盾，从全局着眼。两者互相补充、相辅相成。我辈若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则知识的积累便可在较为完甚而系统的汲取下成就。
4. 陆九渊优游治学
陆九渊认为读书不必贪多求快，应“以精熟为贵”。读书不可强探力索，而应优游厌饫，从容而进。故陆九渊治学，讲求的即是优游读书法。“读书之法，须是平平淡淡去看，仔细玩味，不可草草，所谓优而柔之，厌而饫之，自然有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的道理。”（《语录下》）他曾援引一学者的诗来概括他的这种读书方法：“读书切戒在慌忙，涵泳功夫兴味长。未晓不妨权放过，切身须要急思量”（《读书诗》）。他告诉人们，读书通常要慢而透彻，不要急于求成、急躁冒进，若能细细加以揣摩，必有无穷的兴味；碰到有些暂时不能理解的地方，不妨先放过去，等读完全章以后再返回头来读，这时可能就不感到难并容易理解了，特别是发现书中自己需要的东西，重要的地方，要立即抓住不放，并且要用心思量。陆九渊的这种读书经验和方法，表明他把读书看作是陶冶性情、涵养品德的过程，不只是扩展知识、增长智慧的过程。
5. 朱子治学
朱熹治学的总原则是：“循序而渐进，熟读而精思。”他认为，只有这样，才会“意定理明，而无疏易凌躐之患”；才会使书上所言、心中所想、口中欲述融为一体；才会读有所得，“记了无去处”。朱熹谈其读书经验时曾指出：“读书之法，当循序而有常，致一而不懈；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，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，然后心静理明，渐见意味，不然则虽广求博取，日诵五东，亦奚益于学哉”（《文集•答陈师德》）。“以二书言之，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。以一书言之，则其篇、章、文、句，首尾次第，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。量力所至而谨守之，字求其训，同索其旨，未得乎前，则不敢求乎后；未通乎此，则不敢志乎彼。”这是教诲人们，读书既要循序渐进，又要从不间断，专心于一；经过潜心玩味，体察其理，方为善学。朱熹还强调，读书“务广而不求精”是一病忌；泛观泛从，贪多而不化，不是读书的好方法。他比喻说：“所读书太多，如人大病在床，而众医杂进，百药交下，决无见效之理。”有效的方法应是：“只且立下一个简易或常的课程，日日依此积累工夫”（《文集•答吕子约》），知序而进，熟读精思，勤奋刻苦，方是为学之真功夫。对于那种浅尝辄止、急于求成的学风来说，这不啻是有力的针砭。朱子还强调，读书要虚心静虑，要忠于作者原意，不可先入为主，穿凿附会。要有耐性，切戒慌忙，要细心玩索，深刻领会书中旨趣。如“吃果子一般，劈头方咬开，未见滋味便吃了；须是细嚼，则滋味自出，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，是甘是辛，始为知味”（《朱子全书》卷6）。“看入文字，不可随声迁就，我见处方可信。须沉潜玩绎，方有见处。不然，人说沙可做饭，我也说沙可做饭，如何可吃？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。朱子治学，是讲求切己体察的。这是要求读书时不能只在纸面上做工夫，还必须将书中道理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，能将书上的“圣贤言语，体之于身”，而“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……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理义，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，考察体验自己能否如此力行。治学也贵着紧用力。读书时必须抓紧时间、振作精神。不能疲疲沓沓、松松跨跨。他说：“宽着期限，紧着课程。为学要刚毅果决，悠悠不济事。且如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……直要抖擞精神。如救火治病然，如撑上水船，一篙不可放缓。”（《朱子读书法》）读书时虽不可求速成，但必须抓紧抓狠，毫不懈怠，要有“一棒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”的精神。朱子读书法是中国古代最系统的读书法，是集古代读书法之大成，值得认真研究和参考。
6. 顾炎武考据学
顾炎武是考据学的开山祖。考据是一种治学方法。这种治学方法一方面是搜集、整理古代文化史料，一方面是对这些古代文化史料进行考证分析，以便去伪存真，说明史料的价值。这种治学方法到清代发展成一种学风，形成了考据学。明朝末年，学者们在官方倡导的“理学”思想控制下空谈性理，形成空疏学风。结果在清军入关时、不仅学者，即使满朝文武也不知所措。坐以待毙，造成“神州荡复、宗社丘墟”的后果。顾炎武一反空学风气，大力提倡学术必须“经世致用”。这就是说学者们写文章、做学问应该紧密结合社会现实，只有这样才能“有益于天下，有益于将来”。他非常重视史学，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“引古筹今”、“鉴往训今”。这是“经世致用”理论在史学上的具体应用。他认为“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”，这样他从研究小学开始来寻求训诂名物的真意，开创了朴实无华的考据学风。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利用考据的方法写出来的，《日知录》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7. 胡适“治学四字诀”
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，他在“致陈之藩”一信中这样写到：
我曾用古人论从政（做官）的四字诀来说明“治学方法”。那四个字是“勤、谨、和、缓”。勤即是眼勤、手勤，──即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的勤求材料，勤求事实，勤求证据。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，不潦草，举一例，立一证，下一结论，都不苟且，即是谨，即是“敬慎”。其余两字，同样重要，你好像不大注意到。“和”，我解作“心平气和”，解作“平心静气”，解作“虚心体察”。（……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实和证据，抛开成见，跟着证据走，服从人，“和”之至也。）“缓”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。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，莫急于下结论。证据不充分时，姑且凉凉去，姑且悬而不断（suspending one's judgment）所以我中年以来，常用这四字诀教人，常说，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，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，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，养成了勤、谨、和、缓等良好的习惯，治学自然有好成绩。
8. 冯至与“洋为中用”
冯至的治学方法是“洋为中用”，冯至把他在创作中使用“洋为中用”的方法叫做“吸收外来养分”。这个提法本身也表明“洋为中用”的主体是中国，“洋”为作为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所用，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并乐于接受。冯至的主要学术著作《杜甫传》、《论歌德》和他写的其他学术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精神。他明确地说过“我们搞外国文学，并非为研究而研究，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，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，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借鉴。”冯至搞研究工作是按“严谨”“求真”这两条要求去做的。这种治学态度，保证了主观的治学精神，也保证了文章之观点更符合客观，力求客观。
9. 培根与治学三类
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•培根把治学方法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蚂蚁式的，专靠搜人成品，仅做一般搬运与储存，堆砌别人的心血，缺乏自己的主见；至于东拼西凑，草草成篇，署上自己大名，那更是卑劣之笔。第二类是蜘蛛式的，只讲求内在的独立思考，凭自己腹内有限之物而吐露，终有枯竭之日。第三类是蜜蜂式的，外求与思考相结合。它不断吸取群芳的精华，再经过辛勤的酿造而成，这是合理的治学方法。培根予治学方法以形象的取喻，把治学方法的优劣高下，做一简单比较，却足教我后人自问自省。
10. 王羲之“学习不能等待”
书法家王羲之有一小故事：十二岁那年，少年王羲之在父亲的枕头底下发现藏有前人写的《笔论》，便偷偷地拿来读，越读越有兴趣。一次他的父亲看到他聚精会神地读书，问他读的是什么书，王羲之笑而不答。母亲走过去一看，才知道他读的是《笔论》，就对他说：“你现在年纪还小，读《笔论》这样的书，恐怕还读不懂吧？”父亲听了也说：“不要性急，等你长大了，我会教你的。”可是王羲之回答说：“学习是不能等待的，像走路一样，不停地走，才能前进。等我长大了，再教那就太晚了。”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，王羲之越学越好，越练越神，其书法艺术终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被后人遵为“书圣”。“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”，大抵如此。
小结
前人治学，在学术道上、在人生路上，留下的辙痕，又岂止这些。司马迁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用行动和成就诠释其治学之道，绝非闭门读书、师心自是，而是从真实之中，获得第一手资料；宋代杨时与友人程门立雪，从师尊师，对知识学问又是何等的渴慕与追求；康熙帝贵为一国之君，却有言：“……时常看书，知古人事， 靡可寡过” （《庭训格言》）处处体现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的精神……
历来学术研究各有专攻，学者前人的治学方法也各擅一道，各得其妙。但是，治学宜勤且宜实，应是通用法则，故古之学者治学，无不以勤勉为座右铭。治学如登山，只有具有挑夫的精神，才有望达到光辉的顶点。不畏艰难，肯吃大苦，持之以恒，坚忍不拔，谓之勤；凭实力，重实干，不走捷径，不投机取巧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向成功，谓之实。在网络时代虚拟实在的技术当中，在人们愈是自由地穿梭于虚实之际，我们更是需要惦记着一点，老老实实涵泳于学问知识之洋。
孟子有云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；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源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所谓“自得”，就是不傍人藩篱，不拾人牙慧，不人云亦云，而以自己的独到体验来获得属于自己的亲知，从而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。程颢发挥孟子的“自得”思想说：“学不言而自得者，乃自得也。有安排布置者，皆非自得也。然潜心积虑，优游厌饫于其间，然后可以有得。若急迫求之，则是私己而已，终不足以得之也。”（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引）由此可见，做学问贵自得，自得不是语言概念相传的途径，而是在研究对象中潜心积虑、优游厌饫，自然而然地得之于心。历代学者多主张以“自得”作为能够得到真知的方法，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颇应值得注意的。鉴古而知今，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，有相当深刻的借鉴意义；在价值模糊失衡的网络文化中，自得，是学术规范，亦不失为衡量的尺度。如此，则做人治学，必也自得自成。
写作此文，循着前人治学精神的辙痕而去，沿路归来，不觉已抱了满怀的热诚与坚信。作为研究生涯的“开篇”，在心欲知而未知，口欲言而不能之时，借鉴、援引，治学之路去来始辨。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不求励人，但求自勉。
美冰 2004.11.10 ，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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