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·伊瑟尔（Wolfgang Iser）曾提出“召唤结构”（Responsive-inviting Structures）。他认为，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寻找作品的意义，从而赋予读者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——召唤读者把文学作品中的不确定或留白与自己的经验、对世界的想象联系在一起。
于是，当席慕蓉宣称“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”（《青春》），我们唏嘘着自己早逝的或正在逝去的青春；“而当你终於无视地走过/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/朋友啊/那不是花瓣/那是我凋零的心”（《一棵开花的树》），我们对那样的记忆是莞尔还是依然揪心？也许已另化一棵开花的树，憧憬或收获着期许了百年的目光？
“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/多希望/你能看见现在的我/风霜还不曾来侵蚀/秋雨还未滴落/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/我已亭亭\不忧\亦不惧/现在\正是/最美丽的时刻/重门却已深锁/在芬芳的笑靥之后/谁人知我莲的心事/无缘的你啊/不是来得太早\就是/太迟”（《莲的心事》）——感叹之余，我们或想起那些“错的时间遇上的对的人”？也许一并想起“对的时间遇上的错的人”？
我总以为，“情”或“爱”来总括席慕蓉的情诗，是不够的；惟有“恋”，够得上席慕蓉的爱情与情爱之深切和执着——深切和执着，自是来感召人，使之动情者——感何人？动何情？情深者、敢于回想爱、不怕爱，甚且不避恋者……我们（还）是吗？
如是，爱情之余，席慕蓉的情诗中还有你和我，有读者自己。我们被动，也主动地在诗中经历爱与恋——曾经的、现在的，或未来的。常新、动人的，总有我们对自己长久执着的爱与怜。
黄美冰，2016年
载于《泼墨》（2019），槟城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
